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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px集運倉地址】新中國建立前武漢大學對黨的發展及革命所作的貢獻
發佈時間:2021-06-30 10:35  作者:  來源:檔案館  閲讀:

作者:塗上飆

1921年7月中國共產黨在上海成立,揭開了中國革命歷史發展的新篇章。中國共產黨人領導革命的階級,經過28年奮鬥,終於推翻了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主義三座大山,建立了社會主義的新中國。在這28的奮鬥歷程中,武漢大學作為其中的一員,以實際行動為黨的發展壯大及革命的勝利做出了自己的貢獻。


一、為國共兩次合作作出了貢獻

新民主主義革命時期國共兩黨有過兩次合作,第一次為1924-1927年的大革命時期,第二次為1937-1945年的抗日戰爭時期。在兩次合作中,武漢大學都有革命活動的身影。

(一)對國共第一次合作的貢獻

1924年1月20日,中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廣州召開。共產黨是以個人身份加入國民黨,會議正式確定了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政策,重新解釋了三民主義,改組了國民黨,標誌着國共合作的統一戰線正式建立。國共合作建立後,廣東革命政府從南向北打響了反帝反封的北伐戰爭。1926年9月,北伐軍到達武漢。為適應革命形勢的需要,在廣州的國民政府遷都武漢。1927年2月21日,國民政府開始在武昌辦公。直到1927年7月,武漢國民政府聯合共產黨在政治、經濟、外交以及文化教育等各個方面均有建樹。共產黨人利用這一革命的大好時機,開展了卓有成效的革命工作。

當時的國民政府大力整頓和改革教育事業,注意培訓和提高師資。此時的武漢大學名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亦稱第二中山大學),是武漢國民政府為紀念孫中山先生,將當時的國立商科大學、國立醫科大學、省立法科大學、省立文科大學、私立文華大學等學校與國立武昌大學合併組建而成,也是武大歷史上三次大分合中的第一次。改組後的學校有一批共產黨員進入,他們一邊從事教學,一邊進行革命活動。其中比較典型的是出席過中共一大的5位代表。他們是董必武、陳潭秋、李達、李漢俊、周佛海。當時,董必武、陳潭秋為學校政治訓練委員會會員,董必武、李漢俊、周佛海為學校籌備委員會委員,李達為教員。下面對其中一些人物的革命活動進行具體闡述:

1.董必武的革命活動

為推動革命形勢向前發展,董必武積極投身到大革命的潮流之中。1927年3月20日,董必武、錢亦石等在學校舉行演講。董必武作黨務報告,題目為:“此次中央全體會議的經過及決議案”。這個時期,正是蔣介石右翼勢力準備分裂統一戰線的時候,學校在董必武等人的領導下,同蔣介石為首的右翼勢力進行了堅決的鬥爭。1927年4月16日,在他和陳潭秋的支持下,學校的山東籍學生與武漢中央政治學校的學生一道到國民黨中央黨部請願,強烈要求改組由右派把持的國民黨山東省黨部,撤換山東省黨務特派員王樂平。23日,學校的學生還參加了武漢各界民眾在武昌閲馬場舉行的30萬人的討蔣大會。

由於學校的革命基礎較好,在革命的緊急關頭,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中共五大在原武昌高師附小的小禮堂舊址召開。董必武參加了會議,會上討論了無產階級領導權、小資產階級同盟軍、建立革命民主政權等一系列革命的根本問題。

董必武此時還兼任湖北省委的工作,在革命的關鍵時刻,他力排右派機會主義的干擾,積極號召羣眾、組織羣眾武裝起來,保衞革命。1927年6月22-26日,董必武召開湖北省市縣聯合會議,在會上他指出:目前中國革命的出路就是要打倒蔣介石,剷除封建勢力,打倒土豪劣紳,實行農工政策。

2.陳潭秋的革命活動

1916年的秋天,陳潭秋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武大前身)讀預科,一年以後轉為本科,入英語部學習,1919年6月畢業。在校學習時,他不僅讀書勤奮刻苦而且十分活躍,與很多同學都結下深厚的革命友誼。當時他與同校的章伯鈞、朱光潛、錢亦石、杜佐周、沈剛伯、曾昭安、何定傑等都是十分要好的朋友。在他的影響下,錢亦石、何定傑後來都積極投身到革命運動之中。1919年6月畢業以後,他以學校為基地從事革命活動。1920年底至1921年初,陳潭秋為了更好地開展革命工作,兼任了武昌高師附屬小學的教師。

陳潭秋就讀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時的合影

1921年7月,陳潭秋參加了黨的“一大”,以後在社會上的活動更多了,但仍然十分重視附小的工作。在他的影響下,武昌高師附小有一批教員如錢亦石、張朗軒、江子麟等參加了中國共產黨,成為武漢地區最早的一批共產黨員。當時,陳潭秋和董必武一道還組織了社會主義青年團。陳潭秋經過努力,把武昌高師等校在“五四”運動中湧現出來的先進青年20多人吸收到團組織中來。這些團員有的不久加入了黨組織,有的成為大革命時期的革命骨幹。

通過陳潭秋的努力,附小的畢業生有的考入附中,成為學生運動的積極分子,有的(年齡較大的)被送往廣州黃埔軍校學習,有的由黨組織送往蘇聯學習。著名的軍事家、外交家伍修權就是這一時期由陳潭秋、張朗軒保送離開高師附小前往蘇聯的。

可以説,在陳潭秋等共產黨人的努力下,武昌高師附小是當時武漢地區培養革命青年的搖籃之一。當時黨的許多重要會議在附小召開。1926年附小改為省立第一小學,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那裏召開。董必武回憶武昌高師附小時説:“武昌高師附小有一個時期簡直成了湖北革命運動的指揮機關。”這些都與陳潭秋的革命活動及影響分不開。

1927年黨的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在原武昌高師附小召開

1926年國民政府組建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亦稱第二中山大學),陳潭秋與董必武、錢亦石成為學校政治訓練委員會委員,負責政治訓練工作。國立武昌中山大學在當時被稱為“紅色學校”,是共產黨的大本營,是進步力量的“機關總部”。這與陳潭秋等人的政治訓練工作不無關係。

3.李漢俊的革命活動

李漢俊是中共建黨時期最有影響的思想家、理論家之一。他在學校的時間比較長,以學校為主陣地發動的革命運動也多。

1922年,李漢俊離開上海回到武漢,以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為陣地,積極宣傳馬克思主義和社會主義思想。不久,他以武昌高師教授身份與董必武、陳潭秋等領導了轟動一時的女師學潮,迫使湖北省立女子師範學校(今武漢第39中學)校長王式玉辭職。1923年1月30日,李漢俊帶領武昌高師歷史社會學系四名愛國學生和林育南、陳潭秋、施洋、林祥謙等,赴鄭州參加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大會,組織參加了“二•七大罷工”。結果林祥謙等32名工人慘遭槍殺,李漢俊也由此遭軍閥通緝。隨後他北上到其兄李書城處避難。1923年秋,李漢俊又回到了武昌高師,繼續擔任歷史社會學系的教授。李漢俊在武昌高師期間,專門開設了唯物史觀這門課,成為我國高校第一個將唯物史觀列為高校教材的教授。1925年5月30日,“五卅”運動在上海爆發,李漢俊積極參與武漢地區的反帝愛國運動。漢口“六一慘案”爆發後,李漢俊傾其全力參加了圍繞漢案交涉的各項活動,被湖北工團聯繫會議公推為“對漢案應提出條件”的審查委員。

1926年12月,成立武昌中山大學。李漢俊是籌委會的主要負責人和校務委員。李漢俊非常重視學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專門成立政治訓練委員會,推選共產黨員董必武、陳潭秋、錢介磐為委員。他還鼓勵學生參加火熱的革命鬥爭實踐。武漢每一項重大政治活動,都可以看到武昌中山大學學生的身影。

1927年4月12日蔣介石在南京發動“四•一二”反革命政變。7月15日,汪精衞又在武漢發動“七•一五”反革命政變。國民黨對共產黨進行全面清理和血腥屠殺,這時的李漢俊和共產黨人及國民黨左派,一道站在反蔣、反汪鬥爭的前哨。他根據中共董必武、李富春等人的意見,運用合法的地位與國民黨右派進行鬥爭。11月桂系軍閥佔領武漢,他和國民黨一批要員,以省政府名義下令釋放了300多名共產黨員,營救保護了一大批共產黨的幹部。後來,他又發動武昌中山大學的學生聯絡工人反對軍閥統治,被以共產黨“赤色分子”的罪名遭到通緝。12月17日下午5時,他與詹大悲在漢口日租界中街42號同時被捕,當晚9時,在漢口濟生三馬路空場被殺害,時年37歲。

4.學校其他教授們的革命活動

在董必武、陳潭秋等共產黨人的帶領和影響下,學校有袁振英、何羽道、林可彝、陳望道等一批共產黨人和革命志士衝鋒陷陣,為了革命事業英勇奮鬥,有的獻出了寶貴的生命。

袁振英是中國共產黨早期組織的創建者之一。1926年7月他從廣州來到武漢,擔任國立武昌中山大學歷史社會學系主任,以講台為陣地宣傳馬克思主義。

何羽道,先後任武昌商科大學、湖北省立法科大學和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以上學校均為武大前身)經濟學和法學教授。為了滿足進步學生的要求,他力圖按照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觀點,編寫適合中國國情的經濟學講義並深入淺出地講解,深受學生歡迎。他還將在武昌青石橋3號的公館作為共產黨的地下聯絡處。董必武、陳潭秋、錢亦石、吳德峯等共產黨革命家經常出入於他家,商討、佈置革命行動。共產黨地方組織負責人魏人鏡,長期將祕密文件和重要材料託他保管。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於1927年3月7日正式在武昌上課,何羽道受聘在農講所教授經濟學常識,為培養工農運動骨幹力量作出了貢獻。1928年1月4日,他被國民黨反動派殺害。作為烈士,胡耀邦同志親筆題寫了“何羽道烈士之墓”幾個字。

林可彝,1927年1月來到武昌中山大學任教授,講授《唯物史觀》課程。同時他在董必武的領導下,從事革命活動。此時,他悉心傳播馬克思主義知識,培育革命青年,緊密配合工農羣眾的革命鬥爭,開展學生運動。他把馬克思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踐結合起來,撰寫了大量專論文章,宣傳救國之道。他對馬克思主義的宣傳表現在:宣傳馬克思主義的唯物史觀、鼓吹社會革命學説、積極宣傳俄國的新經濟政策。1927年冬,他在武昌中山大學被捕,不久慘遭殺害,時年35歲。

陳望道是中國著名教育家、修辭學家、語言學家,也是《共產黨宣言》第一個中文譯本的翻譯者。1927年2月,應國立武昌中山大學之約,擔任學校教授。他利用這一講堂積極傳播馬克思主義、宣傳共產黨的革命主張。

李達是中國共產黨的早期創始人之一。1927年初,李達受毛澤東之聘,在武昌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任教。9月下旬,他受李漢俊之邀來到武昌中山大學任教,把大學當作宣傳革命真理的陣地,勇敢地向廣大青年講授馬克思主義哲學和政治經濟學,聯繫實際分析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

(二)對第二次國共合作的貢獻

1937年7月7日,盧溝橋事變爆發,全國性的抗戰開始。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上升為主要矛盾的時候,蔣介石被迫接受了共產黨1937年9月發佈的國共合作宣言,國共第二次合作宣告成立。1937年11月18日,南京國民政府開始在武漢辦公,直到1938年10月25日武漢失守,武漢成為事實上的“臨時首都”,成為全國抗戰的政治、軍事、經濟、文化中心。

此時的珞珈山成為共產黨開展抗日救亡的重要陣地,成為共產黨人聯合南京國民政府協同抗日的重要場所。在這裏召開過中國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舉辦過國民黨軍官訓練團。許多國共兩黨要員都住珞珈山,郭沫若回憶説:那時陳誠、周公(周恩來)、黃琪翔和我,都住在珞珈山的武大教授宿舍裏,我們要算是比鄰,消息是比較靈通的,最高(蔣介石)有時候也住在這兒的官舍裏。

在珞珈山上,共產黨人通過演講,動員青年同志投身到抗日的革命洪流之中。應武大師生的邀請,在抗戰的初期,不少共產黨人先後來到珞珈山上演講,作抗日宣傳。1937年10月,董必武就邀請周恩來、王明到武漢大學一起來作抗戰形勢報告,還邀請張愛萍、張經武、宋一平到武大舉辦的“抗日戰爭常識研究班”講課。之後,董必武還兩次來到武漢大學,在學生俱樂部作了題為《羣眾運動諸問題》和《怎樣開展羣眾運動》的演講。1937年12月31日,周恩來在學生俱樂部以《現階段青年運動的性質和任務》為題進行了演講。他説:我們中國的青年,不僅要在救亡的事業中復興民族,而且要擔負起將來建國的重任。我們的青年要到軍隊裏去、到戰地服務區去、到被敵人佔領了的地方去,從事救亡運動。1938年9月,在國共兩黨撤離武漢時,周恩來還演講過毛澤東的《抗日遊擊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的內容。1937年11月21日,前黨的書記陳獨秀也應王星拱校長之邀來珞珈山作過報告。王明也在文學院(現數學與統計學院)的大教室作過演講。

1938年周恩來、董必武、郭沫若等共產黨人在此舉行抗戰演講的學生禮堂

共產黨人還利用同國民黨一起合作共事的機會,努力做好統戰工作。1938年2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成立,陳誠任部長,周恩來、黃琪翔任副部長。政治部下設三個廳,郭沫若任第三廳廳長,負責抗戰宣傳動員工作。為方便工作,1938年5月,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政治部向武漢大學要了三套房子,分給周恩來、黃琪翔、郭沫若居住。周恩來和鄧穎超夫婦住在珞珈山一區教工宿舍27號,郭沫若住在周恩來下面一排17號,黃琪翔住在301宿舍。

周恩來、鄧穎超和郭沫若利用在珞珈山居住的有利時機,做了大量的革命宣傳和統戰工作。1938年6月,周恩來、鄧穎超就在珞珈山寓所,接見了美國記者斯諾。周恩來一再感謝斯諾的《西行漫記》在中外的影響,使廣大讀者瞭解了中國共產黨和紅軍的真實情況,希望他繼續真實地向全世界介紹中國人民抗日戰爭的情況。會談後他們還共進了午餐併合影留念。

1938年6月,周恩來、鄧穎超在武大珞珈山寓所接見美國記者斯諾

周恩來、黃琪翔、郭沫若負責和主抓的第三廳工作,不僅吸收了大量的民主人士,如武大教授民主人士範壽康就被任命為第三廳副廳長兼第七處處長,而且開展了大量的宣傳、徵募和慰勞工作。在工作中,三位革命人士及其夫人也結下了深厚的友誼,黃琪翔的夫人曾回憶説:琪翔和恩來、沫若兩同志不僅是同事,而且是芳鄰,更便於彼此往來。穎超和恩來同志經常對抗戰的形勢和前途進行分析和討論;琪翔亦力圖與恩來同志密切合作,擴大團結抗戰的影響。還經常和大革命時期的老友葉劍英、葉挺、郭沫若來往,對時局交換意見。這個時期,我和鄧穎超、宋慶齡、李德全、史良幾位大姐一起搞婦女的抗日救亡工作和兒童保育工作。組織了戰時婦女救國委員會和兒童保育會,並把家屬組織起來,搞一些支援前線和慰勞傷兵的活動;另外還開設了一個醫務所,為軍人和老百姓治病,每月的開支需要幾千元,全靠社會募捐來維持。在這些活動中我得到鄧穎超等幾位大姐的引導和幫助。

1938年,周恩來、郭沫若在武大珞珈山住所與宣傳抗戰的各界人士合影

在珞珈山期間,周恩來還會見過不少國民黨要員。1938年7月,李宗仁來到武漢,周恩來設宴款待他,暢談團結抗戰問題。


二、為中國革命培養和輸送了一批革命幹部

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武漢大學在培養大批國家建設人才的同時,也為中國革命培養了一批革命家。

(一)學校早期培養的一批革命家

在黨的初創及大革命時期,學校就培養了一批革命家。黨的一大代表陳潭秋同志,1919年6月畢業於學校英語部。畢業以後就在武漢與惲代英、林育南、董必武、李漢俊等一道從事革命活動。曾擔任過中共湖北地委書記,中共江西、江蘇、滿洲、福建等省委書記,中央工農民主政府糧食人民委員等職,1943年9月在新疆壯烈犧牲。

無產階級革命家郭述申同志1922年秋考入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生物系,1926年畢業。畢業後在漢口、黃岡、應山等地從事革命活動。此後一直指導鄂東北、豫東南兩地的革命工作。開展土地革命,組建紅軍。帶領紅二十五軍經過長征到達陝北。抗戰初期被派回湖北工作,1938年6月中共湖北省委成立,郭述申為書記。解放戰爭打響後,先後在東北從事革命工作,直到全國解放。1994年7月,郭老去世。

著名的中國革命軍事家、政治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羅榮桓同志1927年4月到國立武昌中山大學讀書,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不久轉為中國共產黨黨員,從此走上革命道路。著名的革命家、軍事家、外交家伍修權也於1920年在國立武昌高等師範學校附小讀書,後由在附小工作的陳潭秋保送到蘇聯學習,從此走上革命道路。曾任農工黨第五、第六屆中央主席,民盟第二屆中央副主席,全國第二屆政協副主席,《光明日報》社社長的章伯鈞,也是武大的學生,他於1919年畢業於國立武昌高師英語部。

(二)20世紀30年代培養的一批革命家

20世紀30年代,學校在國立化大學建設的過程中日益發展壯大,但在挽救民族危亡和反對獨裁統治的過程中又產生了一批革命家。他們有劉西堯、李鋭、朱九思等。

劉西堯(1916~2013.08.24),男,原名劉錫堯,祖籍湖南長沙,生於成都。1934年進入武漢大學讀書,其間加入武漢祕密學聯,參加組織武漢大學青年救國團,先後任總務幹事、組織幹事。1936年9月參加革命工作,長期在湖北黃岡、鄂東、鄂豫邊區等地從事革命活動。解放後,歷任湖北省委第一副書記,國家技術委員會副主任,第二機械工業部部長,教育部部長,四川省委書記等職。因病2013年8月24日在武漢同濟醫院逝世,享年97歲。

李鋭(1917.4.13-2019.2.16),男,原名李厚生,生於湖南省平江縣,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機械系。1935年參加“一二·九”運動,為武漢祕密學聯負責人。1937年2月入黨,赴延安投身革命。解放後,歷任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部長、國家能源局水電總局局長、水利電力部副部長兼、毛澤東主席的祕書、中共中央組織部常務副部長等職。

朱九思(1916.2.20—2015.6.13),男,江蘇揚州人,1936年,入武漢大學哲學教育系學習,第二年轉入外語系學習。1936年10月,被吸收進“武大青年救國團”,同年11月至12月,“武大學生救國會”成立,朱九思被選為理事;1937年10月加入中國共產黨,同年12月赴延安抗日軍政大學執教,1946年任《冀熱遼日報》總編輯。解放後,歷任湖南省教育廳常務副廳長、華中工學院院長兼黨委書記、中共湖北省委宣傳部、文教部副部長等職。2015年6月13日18時09分逝世,享年100歲。

聶之俊(1916—1939),字明德,筆名焉之。江西省清江縣人。1935年考入國立武漢大學工學院。在校讀書期間,積極參加學校組織的各種進步活動。1937年7月,到應城湯池參加陶鑄主辦的第一期農村合作事業訓練班學習,1938年加入了中國共產黨。同年4月被黨組織派往竹溪縣,開展抗日救亡活動。後被國民黨逮捕。1939年1月22日,被祕密殺害,時年23歲。

潘基礩(1914.12.29-2011.4.26),湖南省寧鄉縣人,1934年考入武漢大學土木系。我國著名城建專家。1938年大學畢業後投筆從戎,參加國民政府航空委員會建築處工作。1949年7月,在湖南地下黨的支持下,為保護省會城市的工礦企業、公用設施和房屋住宅作出了貢獻。長沙和平解放後,他被任命為長沙市城建局局長。新中國建立後,他選擇城市規劃與建設作為自己的終生事業。

湯欽訓,出生於湖南衡山,13歲時到武漢讀書,1935年在武大與同學李鋭、朱九思參加“一二·九”運動。1937年由同學劉西堯介紹入黨。曾參與組建延安中國自然科學研究院,擔任延安兵工廠廠長,1946年隨陳雲進駐東北,曾任哈爾賓飛機廠廠長兼總工程師、航空工業部科技局局長等職,是中國航空工業的創始人之一。

郭佩珊(1912-1985),河北定縣人。1930年考入天津北洋大學,1933年入黨。後因疏散失去了與黨組織的聯繫。1935年,插班考入武漢大學機械系,參加了一二·九運動,是武漢大學救國會主要負責人之一。1937年9月重新加入中國共產黨,任武漢大學黨支部組織委員,後兼任中共湖北省省委農委組織委員。1938年,根據董必武的指示,考入國民黨空軍機械學校高級機械班;1941年進入昆明空軍第十飛機修理廠。解放後,歷任西南區空軍工程部部長、科學出版社副社長兼副總編輯、中科院物理研究所任副所長兼黨委書記等職。

謝文耀,1913年生,湖北漢川人。1936年參與成立了“武大青年救國團”,併成為負責人之一,還祕密創辦了油印刊物《武漢學聯》。1937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為中共武漢大學支部負責人。1938年赴洪湖地區從事革命工作,曾任鄂豫邊區天漢地委宣傳部長職務。1939年任《七七報》總編輯,後任《七七日報》副社長、新華社中原野戰分社副社長。1948年2月,被“還鄉團”殺害,犧牲時年僅34歲。

與此同時,參加革命的還有蕭松年、潘乃斌、李聲簧、曹誠一、錢祝華等一批革命家。

(三)20世紀40年代培養的一批革命家

40年代又產生了一批革命家,他們是陳尚文、曹誠一、張是我、李昌瀛、王夢蘭、王爾傑、錢祝華(錢聞)、餘有麟(餘明)、魏瓊、莊惠霖、陳慶紋(李伯悌)、楊敏哲(楊維哲)等。

陳尚文是機械系學生,曹誠一是農學院女生。1938年6月,陳尚文、曹誠一等4人,組建了武漢大學黨小組,成為樂山地區重建黨組織時的第一個黨小組。8月,共產黨員餘有麟(餘明)順利地考入了武漢大學法學院政治系。經中共嘉屬工作委員會批准,餘有麟成為武大在樂山的第一任黨支部書記。12月下句,樂山城區黨員發展到50多名。按當時的規定,黨員在30人以上,可以成立縣委。中共樂山縣委成立,武大支部改成武大特別支部。武大特支建立後,根據原來的黨小組設置,建立了3個支部。理工學院黨支部、書記由魏瓊、莊惠霖先後擔任;文法學院黨支部書記由李昌瀛、張是我先後擔任;女生黨支部,書記由陳慶紋(即李伯悌)、楊敏哲(即楊維哲)、王夢蘭先後擔任。1939年6月,中共中央南方局派錢祝華(錢聞)到武大。錢原是武大的學生。同年8月,他又從延安到重慶,等待新任務。9月,經中共樂山中心縣委與武大特別支部的周密安排,錢祝華進入武大復讀。接替了餘有麟在武大的工作。當時,武大內有中共黨員30多人。錢祝華擔任中共樂山中心縣委學委。這些革命者在抗日戰爭勝利後,又投入到反蔣的大潮之中,為新中國的建立作出了自己的貢獻。

這些革命者中,陸蘭秀革命立場非常堅定,命運也最為坎坷。陸蘭秀,女,1917年出生於蘇州,1937年考入武漢大學化學系。1940年4月,在武漢大學加入中國共產黨,不久便被任命為武漢大學的女生支部書記。以後兩次被國民黨特務逮捕,每次都堅貞不屈,拒絕填寫自首書。抗戰勝利後,返回南京。1946年6月,在“下關慘案”中被捕,遭受國民黨特務毒打致傷,受到周恩來和鄧穎超的直接關懷。1948年參加瞭解放軍第二野戰軍情報處的工作,獲取大量重要軍事情報,為解放南京作出貢獻。1949年開國大典時作為對建國有功者被應邀參加觀禮。解放後,先後在煤炭工業部、全國科協等單位任職,1965年調任蘇州圖書館副館長。“文化大革命”被迫害至死,1982年平反昭雪。


三、緊跟時代潮流成為革命中的一份子

在整個民主革命時期,武漢大學都緊跟時代發展的脈搏,積極從事革命活動,特別是以學生運動為主線的革命活動尤為突出。

建黨前,學校就不斷有學生參與革命活動。1900年11月,為反對俄國控制我國東北,學校的學生就舉行了一次反帝運動,要求對俄宣戰。1903年又與兩湖高等學堂的學生一道,響應京師大學堂的號召,掀起了全國性的拒俄運動。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學校多次組織學生開展罷課、遊行、講演等活動,6月1日決定與文華、中華等大學的學生實行總罷課,結果遭到統治湖北的反動軍閥王佔元軍警的鎮壓,學生陳開泰等數人被刺傷,造成學校歷史上的東廠口“六一”慘案。

中國共產黨成立後,學校又一次掀起了學潮。1921年10月1日,學校師生200多人組成請願團赴京,要求教育部提請國務會議解決長期拖欠學校經費之事。迫於壓力,政府被迫表示按月發放常年經費。此次運動為武漢黨團組織如何領導湖北學潮取得了成功的經驗。1925年學校正式成立了黨支部,何子述任書記。黨組織建立後,立即為大革命鼓與呼、為第一次國共合作鼓與呼,如經常組織羣眾、學生會組織學習革命理論,開設平民學校等。1926年“三一八”慘案事件後,黨組織領導學校師生開展了聲援活動,為犧牲的同學舉行追悼會,聲討帝國主義的侵略和反動的段祺瑞北京執政府的黑暗統治。

大革命失敗後,黨的活動一度轉入低潮。但黨的影響一直在不斷的擴大和深化。國立武漢大學建立後,隨着學校規模的擴大,珞珈山上迎來了越來越多的主人,有很多是思想進步的活躍分子,如李厚生、石秀夫(劉清)、謝文耀、劉西堯、錢祝華、葉君健、李升震、潘基礩、徐會雲、鮑光宗、林祥威、胡以羣等,尤以工學院的學生居多。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學生爆發了反日大遊行。武漢大學立即沸騰了起來。19日,李厚生公佈了一封從北平寄來的報道學生運動的信,同學們聚集到圖書館門前,議論紛紛,要求罷課遊行示威。20日決定在武漢三鎮同時遊行。魏澤同、李升震、李厚生、湯欽訓、王前、林祥威、鍾卓等領導武大的學生,同武漢市區高中以上的進步學生舉行了三鎮大遊行。當武大的學生出現時,立即聲威大振,讓遊行的學生倍感鼓舞。1936年9月,由這些進步學生領導發起的武大青年救國團在化學系大試驗室宣告成立。青年救國團成立後,積極開展了爭取團結一切愛國者的鬥爭。利用寒假深入到豹子澥農村進行抗日宣傳,到街道口開辦工人夜校。這些活動都為武大黨組織的建立奠定了羣眾、思想和組織基礎。

1937年10月,何偉、陶鑄等中共湖北省委負責人到武大,宣佈中共武大支部成立,李聲簧任支書、謝文耀任宣傳委員、郭佩珊任組織委員。當時黨員有:劉西堯、石秀夫、潘乃斌、周繼頤、朱九思、湯欽訓、李升震、馮有申、林守正、肖松年、魏澤同、陳尚文、莊慧霖、馮珍、劉慈凱、韋臻一、翁盛光等。黨支部的任務是學習和宣傳黨的方針政策,發展黨的組織,團結和發展進步勢力,鞏固和擴大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積極發動羣眾到農村、工廠、軍隊和抗日前線宣傳、慰問。他們深入到漢陽兵工廠、黃石港礦區作過宣傳,到陶鑄主辦的應城湯池訓練班、方毅主辦的黃安(今紅安)訓練班學習過,周繼頤、湯欽訓、朱九思入黨後就去了延安學習。

1938年,學校西遷樂山後,黨的活動擴展到峨眉山下、大渡河邊。12月,中共武大特支建立,下設理工、文法和女生三個黨支部。黨組織建立後,領導了羣眾性團體“抗日問題研究會”的活動,通過牆報、歌詠、話劇等形式進行抗戰宣傳。領導和參與了“岷江讀書社”學生進步社團的活動,通過引導學生讀《新民主主義論》、《資本論》、《帝國主義論》、《國家與革命》等著作,宣傳黨的路線、方針和政策。組織輸送了黨員和進步學生到樂山周邊、重慶的秀山以及中原地區從事革命鬥爭。

1946年,武大復員珞珈山,黨領導的革命勢力又重回武大。在武大黨組織的領導下,武大的學生運動向深度和廣度不斷髮展。1946年12月24日,北大發生“沈崇事件”,1947年1月5日武大愛國民主力量進行了返回後的第一次大展示,聯合武漢市的幾個大專院校遊行示威,高呼“美軍滾出中國去”。1947年5月20日,全國掀起反對國民黨統治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示威遊行活動。22日,武大的學生走出校門進行了聲援活動,並且準備在6月2日舉行更大規模的“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大遊行,結果學生在6月1日凌晨,遭到了國民黨的鎮壓。黃鳴崗、王志德、陳如豐三位同學被槍殺,10餘位同學和職工被擊傷,20幾位教授、學生、職工被逮捕,造成震驚中外的珞珈山“六一”慘案。案發後,共產黨員王爾傑等召開會議,提出了嚴懲兇手、撤查程潛、立即釋放被捕師生、公葬死難同學、撫卹死者家屬、賠償學校一切損失、保證今後不許軍警特憲進入學校非法捕人等一系列要求。6月7日,學校師生在宋卿體育館為三烈士舉行了追悼會,並進行了出殯大遊行。

1947年6月2日,武大學生髮表屠殺學生慘案宣言

1948年7月,武大黨支部發展了許多黨員,正式成立了黨總支委員會,下設文、法、理、工四個分支部。至解放前夕,有黨員近90人,外圍組織成員200多人,武大成為武漢城區黨員最多、民主努力最強大的革命堡壘,被人們譽為武漢的“小解放區”。此時,針對國民黨的兩次大逮捕,黨組織展開了積極而有成效的營救工作,最後迫使國民黨武漢特種刑事法庭不得不釋放被捕的18名所謂“匪諜嫌疑分子”。1949年在革命即將勝利的前夕,針對國民黨要求遷校的舉動,武大黨支部根據市委的指示和部署,提出了“團結應變,保校保產,反搬遷、反破壞、反迫害”的口號和任務,廣泛深入開展調查登記校產、迎接解放、準備接管等工作。

(編輯:肖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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